我的名字是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我过去为政府效力，现在则为公众工作。我花了三十多年才意识到这之间的差别。那之后，这份工作变成了一种煎熬。于是我现在专注于保护公众，对抗以前的我那种人——CIA 和 NSA 特工，年轻的技术专家——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在美国情报体系 (IC) 的工作仅持续了七年，仅仅比我在非我选择的国家被迫流亡的时间长一年而已。在任职的七年时间里，我却参与了美国谍报历史上最重大的变化——从针对个人的监视到对全民的大规模监视。我协助了政府使它们的计划在技术上可行：仅凭单个政府就可以收集全世界上所有的数字通讯，永久保存，随意查询。
在 9·11 之后，IC 因为未能保护美国而饱受罪责。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对这个国家最具破坏性的袭击，在它的眼皮底下发生。作为回应，它的头目试图建立一个系统，以防止他们再次被打得措手不及。系统的基础是技术，这对他们这些学习政商出身的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通往世上最机密情报部门的大门，为我这样的年轻技术员打开了。自此，世界落入了极客手中。
要说我那时候会什么的话，我会用计算机，因此向上爬得很快。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从 NSA 得到了第一份绝密许可 (Top Secret Clearance)。而我那时只是组织架构中最底层的小角色。不到一年之后，我作为系统工程师转到了 CIA，获得了地球上最敏感网络的广泛访问权限。当时唯一的成年监督在值班时间读 Robert Ludlum 和 Tom Clancy 的谍战小说。这些机构在雇佣技术人才的任务中打破了所有自己的规则。通常它们不会雇佣任何没有学士学位或（后来降低到）副学士学位的人，但是我什么学位都没有。从任何名义上讲，我都不应该被允许进入这些建筑。
从 2007 到 2009 年，我作为少有的受外交庇护的技术员之一进驻了美国驻日内瓦大使馆。我的任务是将其欧洲站点上线，数字化和自动化监视网络，为 CIA 创造超前时代的监控能力。我们这一代所作的不只是优化情报工作，我们彻底重新定义了情报工作。对我们来说，它不是接头和情报，而是数据。
在二十六岁那年，我成为了戴尔的名义员工，但实则再次为 NSA 工作。承包合同成为了我的掩护，所有和我一道的技术间谍几乎都是如此。我被派往了日本，在那里我帮助设计了相当于该机构的全球备份——一个大规模转换网络，确保即使 NSA 总部在核爆中化为灰烬，也不会有任何数据损失。这个系统将会永久记录每个人的一生。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所作的工作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到了二十八岁，我回到了美国，调职到了戴尔的技术联络团队，处理戴尔和 CIA 的合作关系。我的工作是和 CIA 的技术部门协作，对任何可能想到的状况，设计和推销解决方案。我的团队帮助 CIA 构建了一个新的计算架构——一个云——这是第一种能让每个特工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访问和搜索任何他们需要的数据的技术。
系统大致上有三部分：第一部分管理和连接情报流（译注：数据挖掘），使第二部分能够找出永久储存它的方法（译注：数据结构），从而确保另一个任务可以让这些数据普遍可用且可以搜索（译注：数据链接和索引）。这些项目成为我在夏威夷工作的焦点。那时我二十九岁，因为和 NSA 的一个新合同搬到那里。到那时为止，我一直在“你只需要知道”的约束下工作，还无法理解我的专门，分隔的任务，背后积累而成的目的。（译注：为了防止技术人员了解系统全貌，NSA 和 CIA 会频繁调动他们的工作，且只允许他们参与开发系统的一小部分。）只有在天国，我才终能见到我所有的工作成果融合在一起，就像一台巨型机器的无数齿轮啮合在一起运转，形成了全球性的大规模监视系统。
在一片菠萝田的地下隧道深处——珍珠港时代的地下飞机工厂——我坐在一个终端前面，通过它，我实际上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地球上所有人类的通讯，只要他们打电话或用电脑。在这之中也包含大约 3.2 亿美国同胞，他们的日常生活被严重侵犯。这不仅违背了美国宪法，也违背了所有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
您现在之所以读这本书，是因为我做了一个对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人来说十分危险的事：我决定揭露真相。我收集了 IC 的内部档案，证明美国政府的违法行为，并将资料交给记者，由他们审核发表这一震惊世界的丑闻。
这本书讲的是这个决定的因由，其中蕴含的道德原则，以及它如何付诸实施——我的人生于此息息相关。
生么是人生呢？不只是我们所说的话，甚至超越我们所做的事。人生是我们所爱的，所信仰的。对我而言，我所爱所追求的是联系，人的联系，以及实现这种联系的技术。当然，这些技术包含书籍。但对我这一代人，人与人的联系基本上就是互联网。
您可能并不同意，因为您所知的现在的互联网上充斥着有毒的，病态的，疯狂的传染性内容。但也请理解，在我刚刚接触互联网的时代，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物。它即是良师，又是益友。它是一个无国界，无限制的社区。它是数百万人定居之所，但不会剥削利用它的人民，人们在多元化的聚落中相安无事地生活（译注：这里影射现代社交巨头的劣迹）。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他们的名字，过往和喜好（译注：影射政府和企业不遗余力地获取互联网用户的真实身份）。大家都戴者面具。然而这种匿名的文化却产生了更多的真相而非谎言，因为它是具有创造性和合作性的，而不是商业性和竞争性的（译注：影射操纵舆论的资本和权贵，以及被流量扭曲的媒体行业）。当然，这里也有冲突，但是比起善意来这些小矛盾微不足道——这是真正的开拓精神。
这样您能够理解，我所说的互联网和现在的互联网，恍如隔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是有意识的选择，是少数具有特权的人系统性地努力的结果。早期对电子商务的狂热催生了泡沫，在千禧年之后便崩溃了。在那之后，企业们意识到，人们在网上分享的活动远远超过消费。互联网将人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链接起来，这是一种新的营利方式。如果人们的网络生活主要是告诉家人、朋友和陌生人他们在做什么，并获得类似的信息，那么这些公司的生意就是把它们放到信息交换的中间一环并从中获利。
这是监控资本主义的发端，也是我所知的互联网的终结。
如今，创造性的万维网已经不复存在，无数美丽而艰涩，独一无二的网站永久关闭。便捷的承诺让人们乐意抛弃耗时费力的个人站点，转投 Facebook 主页和 Gmail 账号。所有权的表象很容易让人误判它们的本质。在那时，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所分享的东西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了。电子商务公司的失败在于它们找不到我们想买的东西；而它们的后继者找到了新的商品。
我们就是商品。
我们的注意，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位置，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在有意或无意中泄露的任何关于自己的事情——都在被秘密的监视和买卖。这种隐秘性延缓了我们的知觉，大多数人直到最近才体会到这种不可避免的被侵害的感觉。贪婪的政府鼓励甚至资助这种监视行为，因为它们可以从中获取大量的情报。本世纪初，除了账号登录和金融交易，在线通讯几乎从不加密。这就是说，政府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通过公司就能知道它们的客户在做什么。它们可以监视世界而不为人知。
美国政府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宪章，成为了这种诱惑的受害者。一旦它尝到了这棵被诅咒的树上结出的有毒果实，便再也无法自拔。暗地里，它攫取了大规模监视的权力。这种威权对普通大众的伤害要远远高于罪犯。
当我更加了解这种监视，当我更加了解它的危害，我的内心便一直惴惴不安。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公众——不只是某国家的公民，而是全世界的人民——从未被给予投票和发声的权利。
此一近乎万能的监控系统，不只从未经由我们许可，且极力掩匿形迹，使其从不为人所知。每个步骤中，不断变化的过程及后果，都向所有人隐瞒，甚至大多数立法者也无从获悉。我能找谁？我能告诉谁？即使暗中吐露真相给律师，法官或国会，也必会被定以重罪。即使只是宽泛地概述事实，也足以招致终身监禁的刑罚。
我迷失了，我的良知在黑暗中挣扎。我爱我的国家，我相信公共服务。我的家庭，数个世纪的家族延续，所有男男女女都为了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生。我发誓不为利益集团和政府服务，而是为公众服务，支持和捍卫保障公民自由却被公然破坏的宪法。而今，我不只是这种罪行的一部分，我就是它的当事方。所有这些工作，这些年来，我都在为谁而工作？在我与雇主的保密合同与我宣誓效忠国家的建国纲领的义务之间，我应该如何取舍？我应该对谁，或什么，更加忠诚？在何种情况下，我必须为了道德而违反法律？
反思那些原则，我找到了答案。我意识到，挺身而出向记者揭露我国权力滥用的事实，并不是鼓吹任何激进行为，像是解散政府或情报体系。它只是让政府和情报系统回归它们原本的既定理想。
一个国家的自由只能如此衡量：它是否尊重公民的权利。我坚信，这些权利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限制。它定义了政府在何时何地皆不可侵犯私人领域或个人自由——在美国革命时期，它被称为自由（Liberty）；而在互联网革命时期，它被称之为隐私（Privacy）。
自我挺身而出已过去六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目睹了全世界那些所谓的高级政府都舍弃了对捍卫隐私的责任。而我认为它是一项基本人权，甚至联合国也这样定义它。然而在这些年，民主政体劣化为专制民粹主义的趋势仍在继续。在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中，这种倒退更加明显。
被选举出来的当权者全面攻击新闻行业的事实原则，试图将新闻调查非法化。事实被有意地与假象混淆。他们拥有的技术可以将这种颠倒黑白的混乱扩散，成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认知蒙蔽。
我非常了解这种手段，因为这种虚假创作一直是 IC 拿手的黑暗艺术。同一个机构，仅仅在我短暂的职业生涯中，就操纵情报为战争提供各种借口。他们利用非法政策和影子执法机构允许将绑架作为“非常规引渡”，将酷刑作为“强化审讯”，将大规模监视作为“批量搜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称呼我为中国双重间谍，俄罗斯双重间谍，或更糟糕的名字：“千禧一代”。
他们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诋毁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拒绝为自己辩护。从我挺身而出的那一刻到现在，我坚决不透露任何个人生活细节，以免困扰我的加任何朋友，他们已经为我的个人原则遭受了太多磨难。
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写此书，它会不会加剧对他人的磨难。结果，站出来揭露政府罪行的决定，比起要描述我的人生的决定，反而要更容易。我亲眼目睹的虐待行为要求采取行动，但没有人写回忆录，因为他们无法抗拒良心的支配。（这句我不确定 The abuses I witnessed demanded action, but no one writes a memoir because they’re unable to resist the dictates of their conscience.）因此我尝试寻求每个提及或可被识别的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的许可。
就像我拒绝假定自己是他人隐私的唯一仲裁者，我也从未想过我能够自己决定将我的国家的哪些机密公之于众。因此，我只会将政府档案交给记者。（译注：交给卫报的大量资料在发布前便被迫销毁）事实上，我从未将任何档案直接透露给公众。
我和这些记者相信，政府可以隐藏一些信息。即使世界上最透明的民主国家，也应该被允许对一些信息保密，比如卧底特工的身份和实地部队的行动。这本书不包含任何机密。
在保护家人隐私以及不暴露正当政府机密的情况下描述我的一生，绝非易事，但我责无旁贷。夹在这两个责任之间——就是我的处境。
个人翻译，仅供参考。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永久记录》中文版对原文进行了一些不可说明的改动，翻译质量大概也不是很好。建议读者找来英文原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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